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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晓峰在“国学传承,千年白鹿”国学讲坛上畅谈理学培养当代人

12月12日,九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和复旦大学旅游系发起主办“国学传承,千年白鹿”系列国学活动开幕,白鹿洞书院国学讲坛在江西九江白鹿洞书院顺利召开。九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谭晓峰在该讲坛上发表讲话《义利之辨对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现实意义》,畅谈理学培养当代人,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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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们的时代面临着诸多问题,我们通过政治与法律等手段,不断完善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这些制度和规定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但习总书记敏锐地察觉到,单凭这些强硬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完全解决这类问题。

在现实中,一些党员个体思想改造不自觉、不彻底,党性不纯、意志不坚,甚至忘了本心初心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不少人只是碍于外在的限制才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对党忠诚、为人民谋利益。他们在私下总还是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想方设法谋取一己私利,难以担起新时代要求下的“人才”二字。

在这种局面下,习总书记深刻意识到,社会的问题就其根本而言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必须从人本身入手解决,不能只靠外在的手段。思考如何应对人的问题、如何培养国家和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才是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观有非常多的论述,“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资源是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性资源”、“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这些讲话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强烈的人才意识。

但问题是,什么是人才?

通常意义上,我们认为人才就是指在各自领域具有突出专业技能的人,譬如我们经常说经营人才、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等等,似乎你只需要在你的领域内掌握所需的技能,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人才了。

然而,这种观点只强调专业技术或能力,对于道德素养的强调却十分不够,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人有“才”但却无“德”。

譬如,我们有许多政治才干极强的官员,但他们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群众或公共财物,并没有坚守自己的初心、牢记自己的使命。我们培养出了许多“材”,但却称不上“人才”。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反而成为了小人、贪官、奸臣。

我们不禁要问,在现实中,为什么会出现小人、贪官、奸臣呢?

在日常生活中,例如骂一个人是小人,则他必然大怒,可知他并不愿意做小人;例如夸一个人是君子,则他定会非常高兴,可知君子是值得做的,也是喜欢做的。由此可知,谁都不愿做小人,谁都乐意做君子。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善恶的分辨还是清楚的,道德的理性认识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但是在实践中,因为沉溺于习惯行为,所以有些人不知不觉地成了小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习惯行为皆为利,所以始终无法避免沦为小人、贪官、奸臣。

古往今来,数千年的历史已经印证了这一点。而如今,习总书记新时代人才观所说的“有德有才是上等品、有德无才是半成品、无德有才是危险品”更是着重强调了“志于义”和“德”的重要性。有才无德的人,特别是官员,大到对社会的发展,实现中国梦、两个一百年来说,是具有破坏性的;对于各个单位和各个层级也都是有害的。

那么,一个真正的人才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在习总书记看来,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华传统文化中、从古代先贤那里寻求答案。

习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针对此前提到的问题,先贤们以“义利之辨”给予了我们启示。

二、义利的概念与内涵

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所谓义,即指公正、大公;所谓利,即指一切私欲和私心所求。利不一定都是坏的,但如果失去义的规范和引导,所求之利就成了不正当的利。

“义利之辨”话题并不新鲜,然而却很重要。

纵观古今天下,人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官有清官与贪官之分;臣有忠臣与奸臣之分;君有明君和昏君之分。

在“义利”概念的分判下,就做人层面,喻于义者为君子,喻于利者为小人;在为官层面,喻于义者为忠臣、清官,喻于利者为奸臣、贪官;在治国层面,喻于义者为明君,喻于利者为昏君。

所有人都知道、也都认同义比利更值得追求,但为什么还是会有小人、贪官、奸臣、昏君的出现呢?

主观层面上利比义通常有更直接的个人回报,个人意志的不坚定在主观上会导致一个人逐利舍义。客观层面上,尽管在义利之前,人人都能分判义更值得追求,但义客观上并不能有效地对人显现,它不像利那样直接与当下的感性需要相关。它要求人们有更远大的目标或者志向,看到除了私人感性需要之外的另外一些东西。

义和利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大体来讲,义,就是人心中认同的做人的伦理道德准则;利,指利益、功利。义利之辨的问题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评价的问题,最早由孔子提出。他在《论语·里仁》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要求:“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以“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把“义”化为自己的血肉,使自己思想起本质变化;“君子”应该成为完美的人,而完美的人应该“见利思义”(《论语·宪问》)。

在孔子之后,义利之辨也一直作为儒家所关心的核心命题被讨论,在宋明理学中也不例外。

陆九渊认为,人之所思决定其所行,故人志于义则习于义,志于利则习于利,因此,君子和小人之分全落在人所志之上:

窃谓君子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亦。志乎利,则所习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亦。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这是朱熹在淳熙八年(1181年)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以《论语》的“义利”为题,阐发了自己的主张。全文载于《陆九渊集》,题为《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这件事在理学和心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也暴露了朱熹和陆九渊在“为学之方”上所持的不同观点。

三、为学之方

朱熹和陆九渊二人都认同“居仁由义,圣贤之理”,认为心正才能身正,身正才能行正。但是,在朱熹那里,他更着意于格物致知的功夫。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人才应当做到三件事:

一是立志绝读圣贤之书;二是穷理,深入探究经典中的道理;三是在穷理的基础上“讲究事情”,用“理”来知道自己的行为,观察他人的所作所为。

朱熹论还“说”今人所作所为,皆缘是不去立志。若志不立,又如何去学,又如何去致知、格物中做得事?由此可见,立志之说甚好。

虽然“立志”不是专为读书而言,但还是要以“致知、格物”为基础,是以读书明理为基础。“为学莫先于致知”之言,为学“是知在先”“立志读圣贤书”是朱熹为学之方的关键点。“学者须从穷理上做工夫”,“穷理”其实就是读书的目的,“穷理”之后,才能去理会现实中的各种事情。

但是,陆九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只是饱读《论语》等经书,明白“义利之辨”的道理,未必有益。读书明理,不一定能够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德性的好坏也不能取决于读书的多少。

士人们成天读圣贤书,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成天琢磨主考官的好恶,对科举考试结果患得患失,难道是真正有志于饱读圣贤之书吗?推而广之,中了进士举人,为官之后,口不离圣贤之言,手不离圣贤之书,却成天考虑官阶高低、俸禄多少,难道是真正有志于圣贤之事吗?德性的培养不缺觉于读书的多寡。“讲习之熟而不在于义”。

宋真宗《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家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曾经煽动无数读书人为了“五子登科”(谷子、房子、金子、妻子、车子)而“头悬梁、锥刺股”追求功名。

与此相反,不读书之人,却也有心正的,以及道德表现很出色的:

“若其心正,其事善,虽不曾识字,亦自有读书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虽多读书,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恶尔。”

针对以上现象,陆九渊认为,人们在学习具体的知识之前,应当先自明理、立志。他曾说:“人谓某不教人读书,……某何尝不读书来?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

所谓“读得别些子”,即是要人先明本心即理,树立自家本心。若本心不明,书读得再多,又有何用?所以他又说:

若田地不洁净,则奋发植立不得。古人为学即‘读书然后为学’可见。然田地不洁净,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假寇兵,资盗粮。

因此,陆九渊常教人注意分辨清中本末、端绪得失,若不辨端绪,就有可能走入歧途。故“端绪得失,则当早辨”。

总结来说,陆九渊认为,“道德修养不是知识,而是在于习惯行为。读书之人,认为自己饱读经书,也就认为自己很有道德修养,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白鹿诸生听到,无异于当头一棒喝。

四、德才兼备人才的统一性

习总书记十分赞同古人对德的重视。他在北京大学和师生座谈的时候提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就是在强调德与才相依的辩证关系:没有了才,德就无处施展和体现;而没有德,才就失去了导正和规范。只有德才兼备,才是真正时代需要的人才。

习总书记关于新型人才观的阐述,就是积极地汲取传统文化的优秀养分并运用到实际问题的体现。

培育德才兼备之人,是反腐倡廉的必然要求,是对党忠诚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有德之人,才会发自内心地为百姓谋福利,才不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

在新时代、新人才观的号召下,我们应当继承传统文化对“人”和“人才”的高要求,把这种强调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在人们心中培养起来。我们应当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吸取优秀外来文化的同时积极挖掘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早日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根本上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促进国家和社会的长足进步。

我们还是应当从人的教育与制度管理这两个方面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

教育培养方面,朱熹、陆九渊两者似乎有很大的分歧,一个强调读圣贤书,一个却认为读书不是重要的。但朱子对圣贤书过于强调了,书的道理终究只是纸上的,道理如何进入人的内心并转化为人的行为准则才是关键,读经典绝不是成就道德人格的唯一方式;象山又太过忽视读圣贤书的价值,经典之为经典救在于其在构成一个人或者民族的教养方面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集中代表一个民族教养的精神,因此对于个人而言可以起到良好的唤醒的作用,因此学习经典一定是形成道德人格的极其重要的方式。我们应当综合而者的方法,加强经典的学习,同时要开展各类活动,真正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教育方面的环境。

制度管理方面。制度是构成社会环境的重要要素,好的制度下,小人会成为君子,因为好的制度可以引领人向善,正确激发、放大人性中“善”的一部分,小人受好制度的影响,为融入社会良善大环境,不自觉地作出好的行为。坏的制度下君子会成为小人,尤其是在基本生存要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感性需求本身也是极其重要的人心要素,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是纯粹的良善,不能要求人人都舍生而取义,而坏的制度就会使得人们在面临义利抉择时更加困难,因为人们毕竟得考虑现实的东西。

总之,利多是直接与个人的感性需求相关的,而义则不是,甚至常与个人的感性需求相矛盾,它考虑的是所有人的利益,是众生的苦难,这是人心中的理想性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相对于感性需要是一种异质的因素,所谓义利之辨便是这两部分的斗争与统一。义在古代被提高的天理的层面,德行教育从来都与知识教育相结合,它直接就是构成我们教养的东西,理想性的这一面被突出地发挥了,因此拥有极强的约束力。如今时代却不同,德行教育缺失了,形形色色的感性诱惑也越来越多,与之相应,对感性需要的追逐不断加强甚至发展到病态的层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谓“大义”是没有约束力的,只有在违背它时有一定感性上的过意不去,但因为缺失了“天理”的绝对命令,这种感性上的不适相较于利所带来的感性快意来说也就不值一提。义或者说道德律的发挥对人心本身有极高的要求,这要求我们看到感性需要绝不是全部。这与法律等外部要求不同,它终究要求人心内部理想性部分的扩张,只有当其扩张到一定层度其才能发挥其约束力,我们才会舍利而取义,而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

综上所述,我们所追求的德才兼备之人才,与建立正确的义利观是分不开的。而新时代下,要建立正确的义利观,不仅需要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的价值观引领,也需要顶层制度设计的大方向领航,牢牢把握习总书记的核心思想。

在现实中,有些人高分低能、高学历低素质,但是有些人虽然没有高学历,但是却有高素质。这两类人,究竟哪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我想,大家的答案都很明确。理想的状态下,我们当然会选择后者。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这类人往往由于没有高学历的原因被选拔体系排除在外,而前者却被我们选拔出来,甚至被委以重任,最终却无法胜任自己的职责,更有甚者,由于其个人品行不过关,将自己的职位作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分辨这两类人才呢?显然,过去传统的那种唯学历、唯文凭的选拔模式已经无法实现我们对真正人才的区分和选拔了。学历和文凭并不等同于“才”,真正的“才”和“德”一样,并不是用某种证明来表现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真正的大是大非中、在他的判断和实践之中表现出来的。这一点,就像古人所说的义利之辨那样,重点并不在于他做出了什么样的成就,而是在于他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立下什么样的志向做出了那样的成就。喻于义者,他的“才”才是真正的“才”;喻于利者,由于没有义的导正和规范,他最多能取得的不过是一纸文凭,甚至都谈不上真正的有“才”。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才和德之间,并不存在着对立,也无需我们去取舍。需要取舍的真正关键点在于喻于义还是喻于利,义和利才是截然分开的,义中不能掺杂任何一丝私利和私欲,唯有如此,德与才才能在一个人身上实现统一,而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现代人才。

《周易》中讲,“利者,义之和也。”也即,真正具有正当性的“利”是“义”和的结果,没有“义”的导正而去单独求利,所得到的都不过是“私利”。与之相应,现代人才观要求人德才兼备,正是像古人所说的“有义之利”一样,追求一种“有德之才”。

真正的人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才能似乎是很好衡量的,就像目前盛行的唯文凭、唯学历的选拔方式,但它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因此,选拔与应用人才时应该增加道德修养方面的考虑。但德行的衡量却很困难,历史上使用过的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就是对我们的提醒。德行不可能如才能那样量化标准,所以重点还是得放到教育培养上面,从源头处,使知识分子树立起“君子喻于义”的志向,再去为学。由此,逐渐形成整个向德向善的社会风气,才能培养出更多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另外,我们可以从反面入手,加大对不道德、影响社会风气的行为的惩治力度,绝不因其才就忽视德行上的缺陷。